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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界评论》特别策划:败退中国

3个月前 1 商界评论 摘要:百思买撤离了,eBay退出了,DHL也撑不住了……这些全球顶尖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集体遭遇,虽有各种战略和管理上的失误,但在其他国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,为何单单在中国遇到的困难更大更特殊呢?世界的,为何不是中国的?中国通行,却又为何不能通行全球?
策 划:《商界评论》编辑部 召 集:代永华 执 行:胡 浩 陈建光 白 勇 陈 力 特约专家:申 音 周仲庚 沈威风 文 晔 鲁 乾 卢鸿飞 世界的,为何不是中国的? 中国通行,却又为何不能通行全球?
《商界评论》特别策划:败退中国
世界的,为什么不是中国的 文/申 音,NTA创新传播机构创始人, 著有《商业的常识》 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需要有法律的制约,有契约精神、信用体系,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,在中国并不是没有,但是在这之外,更多依靠的是潜规则。 百思买撤离了,eBay退出了,DHL也撑不住了……这些全球顶尖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集体遭遇,虽有各种战略和管理上的失误,但在其他国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,为何单单在中国遇到的困难更大更特殊呢?这正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关键,再不反思,中国商业环境将会在一个没有底线的深渊里越坠越深。 中国其实是一个商业天性很强的国家,比如说一战以后,北洋军阀混战那段时间,虽然只有一个很小的空隙,商业依然能发展很快。再比如,历史上的盛世,有一个皇帝清明或者是管制比较放松时,社会就会迅速发展。但是这个历史不断地在循环,又不断地被打回原形,从来没有更进一步。也就是说,中国的商业其实没有获得连续的成长。 2008年以前,中国的发展,让整个社会的自信心都达到一个爆棚的程度,美国在金融危机,我们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,仿佛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? 一是,中国的一批高速成长的企业,很多都出现了问题,比如说蒙牛、三鹿、双汇。这是在还债,过去的高速成长,企业做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情,公开的规则被潜规则所代替,为了速度牺牲了一些最基本的常识。 二是,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,转向消费,但实际上老百姓并不愿意花钱。为什么不愿意花钱?因为没有安全感。今天中国的有钱人都在想着移民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究其根本是对国家的信心并不那么足。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,我们一直在提倡创业、创新,但是一个新企业面对的工商、税务这些过程还是一样的繁琐,而什么是创新,什么样的创业有未来,并不由创业者来判定。 如今,中国又不断迎来外资巨头的中途散席。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答案:为什么普世商业价值在中国行不通? #p#副标题#e# 本土化的是与非 那么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遭遇困境,是因为我们没有市场经济原则吗?回答这个问题前,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:什么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得好?其实做产品的公司,在中国的发展相对是比较好的,有出口又有内需,比如说三星,比如说原来的诺基亚,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是比较容易成功的。但是做科技、做软件的企业,比如IBM,在中国的发展一直不如印度,为什么呢?因为,服务业、软件行业,是跟知识产权这些东西相关的,中国一直是一个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好的一个国家,所以在全球通行的一些商业准则,在中国行不通。在美国也好,或者在什么地方也好,买软件是要付钱的,但在中国,很难做到这一点。所以基本上国外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,都很难撑下去。还有一类企业在中国做的不是那么好的是什么呢?就是做消费、零售的企业,因为第一,中国依然有很多的限制在里面,第二,商业要跟地方政府打交道,要跟人打交道。沃尔玛到中国这么多年了,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基地,是很成功的,有1/4的产品是从中国出口的,但是沃尔玛在中国开店,很难说有多成功,家乐福的问题就更多。 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它需要有法律的制约,有契约精神、信用体系,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,在中国并不是没有,但是在这之外,更多依靠的是潜规则。要么你就去适应中国的游戏规则,像很多跨国公司,比如说跟电信相关的跨国公司都先后传出行贿丑闻,而且都是先从美国揪出来的,你看家乐福、沃尔玛三天两头就出事;要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,那你就必须面临在中国的种种考验。 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,都会特别强调“中国特色”,用“中国特色”的本土化去对抗所谓的全球化,实际上就是讲人情、讲关系。但是对企业经营来讲,你这样做了,可能短期有效果,但是从长期看,你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 因此,本土化的背面就是水土不服,什么叫水土不服?就是你这个地方跟他那个地方有强烈的排斥性,所以那个人到这边来有明显的不适应,你重新适应这边回到那边又不适应了。百思买在全球是靠服务取胜的,并不是靠产品价格特别低,它只是更强调服务的价值,它把服务的价值融在里面,但在中国却完全是低价竞争,自然竞争不过国美、苏宁这样的二房东角色。 更重要的是,既然是全球化公司,它自然希望能够全球都用一套法则、一套经营原则去做事,因为通用一个标准,企业的运转效率就能得到保证。但是,如果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完全本土化的东西,不同地区之间的齿轮就很难互相咬合,另外,企业需要聘用大量的,比如后勤服务这样的人来帮助咬合。那么,真正投入到经营这块的人,投入到消费、运营、技术这块的人,相应就得减少,因为成本在那儿呢。比如,美国的财务系统跟中国就是不一样的,今天中国所有去美国上市的企业,必须做两套财务报表,一套是国内的,一套是美国的,而且审计这些东西,美国人就只认美国的那一套,不认中国这一套,单这方面的支出就是几百万元,其实这些就是成本,取决于你愿不愿意付,你愿意付就付,否则你就要衡量一下。 本土化改造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程度,之前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,这个跨国公司在中国的CEO是老外,后来发现其实换成中国人也一样,中国人也未必能真正撬动中国商业环境的非理性的因素。后来有一种说法,跨国公司的中国区在全球市场地位太低,结果换种模式,很重视了又能怎么样?其实你做的这些改变也好,或者怎么样也好,并不一定保证你在中国这个市场能够生存下去,因为商业的竞争跟成熟的市场化环境是不一样的,这是个更加丛林更加野蛮的市场。 被钳制的海盗精神 正因为我们的商业环境太特殊了,国外好的商业模式可以进来,但中国原创的商业模式很难复制出去,因为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围绕这个特殊的商业环境去建设的。比如说百度,百度在日本就亏得一塌糊涂,日本人就是不认你,因为你是一个竞价排名,谁给钱多就往前排,这个模式违背了当地的商业原则。 为什么美国的商业模式大家都愿意去拷贝?因为美国天天都在琢磨创新的事情,它的市场经济比较成熟,传统产业里面的机会已经没有那么多了,只有去创新,去找传统与新兴产业结合的部分、传统产业边缘的地方或者是新的产业突破的机会。但是中国还有大量寻租的机会,各种产业还有空白点,企业不用那么费劲也可以把这个事做起来,甚至可以用点手段。如果美国有,大家抄点就好了呗,这也省事,反正美国聪明人已经做过了,那咱们就拿过来做改造嘛。但是,中国跟国外获得成功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微博,你很难想象美国的Twitter像新浪微博一样,有几百人这么一个庞大的内容监管的团队,对于美国人来说,这是不可思议的。 实际上,互联网产业正是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最大的惊喜,也是最干净最生机勃勃的一个部分。仅仅依靠着本土创业者的汗水和智慧,国际风险资本的投入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哺育,就创造了一个全球第二大的市场,网络经济的规模逼近1000亿元。 与潜规则、厚黑学和传统智慧所主宰的其它产业不同,中国互联网产业里洋溢的是一种舶来的“海盗精神”:冒险进取、无拘无束、颠覆传统、破环现有的游戏规则、抢夺既得利益者……正是这种海盗精神成就了美国的微软、苹果、Amazon、Google、Facebook、Twitter,也成就了中国的腾讯、阿里巴巴、百度、盛大、携程、新浪。 但现在一只“看得见的手”正要紧紧抓住互联网的脖颈。十年前,只有一个信息产业部是真正管理互联网的,今天,却有N多个部门都有权力去干预。 我不明白,这究竟是一种进步,还是一种倒退?中国互联网过去十年的成功,某种意义是一种“无政府主义”的成功,是“自由市场”的胜利。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,却是在把一张原本平坦的互联网世界,人为地划分成一个个的“格子世界”?而且进入每一个格子,都需要一张通行证。更危险的还在于,“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,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。”(吴敬链语)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,单纯的创业者要么出局,要么就得像黄光裕那样选择买通权力,为自己获得某种不对称的特权,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。到那时候,中国的互联网业就会像房地产业一样开始堕落。 今天,互联网还只是刚刚度过它的幼儿期,未来的成长不可限量。但我们对待互联网的态度,其实可以折射出我们对待创新的态度。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成为一个“自主创新”的伟大国家,那么政府就应该真正理解“自主创新”的涵义: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主体,创新的思想可以自由的交流,创新的成果可以无障碍地传播。换句话说,创新的前提恰恰是思想的真正解放。 #p#副标题#e# 一个好商业模式的变异 2008年以来,中国商业的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的,好比是坐过山车,在攀上一个最高点后开始急速冲向谷底。蒙牛、三鹿的“三聚氰胺事件”不是第一个,也不是最后一个,但是却是极具代表性的事件。那么,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演变成坏的商业模式?团购就是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,5000多家团购网站,现在都在赔钱做生意,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,很难预料。 回过头来看,实际上,“三聚氰胺事件”,让整个乳品行业至少倒退五年以上。 田文华和牛根生等人是今天国内乳业主流模式的缔造者。20世纪80年代,田所在的国有企业三鹿率先砍掉了自建牧场,把奶牛养殖交给农户,通过自建奶站来控制奶源。而到了1999年,完全民营的蒙牛诞生,一起步就盘活了社会资源,完成了“轻资产运营”的杠杆战略。一方面,他们高价收购散养农户手中的原奶,并租赁亏损的小乳品厂进行加工生产;另一方面,又倾全力打央视广告搞营销,开发低价量多的“利乐包”常温奶,以市场销售来拉动上游生产。 实事求是地说,蒙牛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内蒙古乳业上游的发展。蒙牛出事前,呼市奶价全国最低,有所谓“限量收购卡”,超量部分要么不卖,要么就卖低价,有位奶农曾对媒体激动地说“要是没有蒙牛突然冒出来,就真要卖牛、杀牛了”。 而此后6年,蒙牛带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新增奶牛80多万头,奶业链条辐射约200万奶农。据说当地有民谣云:“一家一户一头牛,老婆孩子热炕头;一家一户两头牛,生活吃穿不用愁;一家一户三头牛,三年五年盖洋楼;一家一户一群牛,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”。 蒙牛最先发明了“社会合作建奶站”。企业首先从合作奶站中获取奶源,当地奶站从中收取管理费,高峰时这样的合作奶站超过3000个。牛根生深谙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,他曾这样解释:“每一个自然村庄里,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,也总有有权的,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,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。” 最初,这一商业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先进性,蒙牛从零起步,5年内就成为全国第二大乳业巨头,并成为全行业争相效仿的对象,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,PC业的戴尔一样。伊利、三鹿等先后放弃了自建奶站的模式,光明也在上市前剥离了自建的牧场。 品牌、营销和价格战成了各家乳业上市公司竞争的关键,而上游投资却严重不足。但新的问题出现了:散养模式下的奶农,既没有多余的土地,也缺乏资金实力去扩大再生产,更无钱培育更优良高产的品种,以致根本无法跟上乳品企业超高速发展的需求。为了争夺奶源,伊利和蒙牛的人员甚至为此发生过流血冲突,缺乏监管的私人奶站甚至无证“奶霸”也大量出现。 落后的农业生产与发达的商业零售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。2006年起,席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,使产业链最低端的奶农们腹背受敌。政府为了控制通胀,对奶制品限价,迫使拥有产业链主导权的企业将压力转嫁到上游,而有钱有势的奶站进一步把重担压在分散无组织的奶农身上。结果就是奶农到奶站再到奶企“层层造假”,形成了谁也无力改变的“囚徒困境”。   根据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钱贵霞的研究,在整个奶业纵向产业链中,奶牛养殖生产、奶品加工、奶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投入比通常为7.5∶1.5∶1,利润比则为1∶3.5∶5.5。其中,原奶生产环节成本最高、利润最低、风险也最大。正是由于目前奶农投入和产出的巨大悬殊,每次出问题受害最深的也是奶农。 舆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利欲熏心的不法奶站,企业的丧失底线,政府的监管不作为。但归根结底,一个商业模式能否长久健康运作下去的关键在于,能否为交易链条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不断创造正面价值。否则,一方的价值最大化必须以另一方的价值被榨取作为代价,最终结果就是一损俱损,大家一起玩完。 乳业的悲剧,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变成坏的商业模式。 我们不妨为这种演变总结几条原因: 一个原因是竞争手段趋同化。在美国大家看到的是企业更愿意去尝试一些创新的竞争方式,但是在中国大家的竞争手段则几乎相同,就是价格战、广告战、渠道战,因为手里就只有这几板斧。大家都在求快,求快的结果是,没有底线。 另外一个原因是,国内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奔着短期的目标来做一个事情,它不会想去建设一个生态链、产业链。比如说蒙牛、伊利都是龙头企业,但实际上,在这个链条里面,蒙牛、伊利赚了很多钱,二道贩子赚了很多钱,但是奶农并没有挣到很多钱,也就是说,这个链条里最关键的一环出了问题。对于蒙牛、伊利来说,他们要求的只是速度、速度、速度,尽可能快地扩张。就跟蒙古骑兵一样,两匹马换着骑,一下就杀过去了,因为价格很低嘛,杀过去把当地的企业给毁掉了。但对蒙古骑兵来说,只会放牧、打猎,不会种地,没有长期经营的思想。但在蒙古草原里面放牧也是要轮着来的,今天在这块草场,明天在那块草场,但现在就是拼命地养牛、养羊,不去轮休了,违背了最基本的生态。再好的商业模式也有限制它的条件,也有它所处的资源环境,有很多相关的因素制约着它,你如果脱离那些条件,再好的商业模式也可能会变坏。 制度背后的诱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,没有土地集中就没有办法监管,所以“公司+农户”的方式中,单一的农户没有谈判权。而在美国,农场主会联合起来,会有一个负责监管的联合会,这个协会有很大的强制力,也有惩罚力,它是同行里面最德高望重的企业组成的,它有理事会,不是由某个企业单一来控制的。也就是说,除了政府的管制,还有第三方的力量去平衡。但在中国,所有的第三方的行业协会组织比官方还官方,就是搞评价收钱,它们被两头绑架,既被权力绑架,也被大企业绑架。 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有大树、有小草、有灌木,如果只有大树的话,那小草寸草不生,这环境很快就会沙漠化;一个正常的商业环境,它受到不同制约的力量,有政府的力量,也有法律的力量,还有行业的力量,否则的话,它也面临沙化的危险。 #p#副标题#e# 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 常识是伟大的,但在实践中,更伟大的是藐视常识。 当年深圳航空的收购就是典型藐视常识的荒诞剧,充满了黑色幽默,又有让人瞠目结舌的真实。一个“保外就医”的服刑人员李泽源,勾结新华人寿的老总关国亮,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完成收购。目的却是利用曾经连续盈利11年的深航作为融资平台,偿还收购款,搞房地产,跟地方官员勾兑,卷走数十个亿。而深航在其蹂躏之下,已经触及“资不抵债”的红线。这是“最坏的私有化”。 多年之后,深航的杯具终于碎了。但问题在于四年之前,几乎所有明眼的人都已经看出这事不靠谱,但为什么就硬是无法阻止呢? 当然,李泽源也好,关国亮也好,我相信他们仍然只是台前跑场的龙套。每一个公开丑闻背后都有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洞。操纵健力宝收购的XX家族,帮助周正毅只判两年缓刑的沪上高官,鲁能莫名其妙的私有化,山西内蒙的煤矿寻租,神州泰岳的神秘股东……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。到处伸手寻租的权力,每一笔肮脏钱背后的保护伞,每一笔非正常交易背后的“胡雪岩”式逻辑。在《星球大战》里把天行者安纳金拖下水的黑暗原力,在把整个中国官场拖下水之后,也在把整个中国商业最有生气的部分拖下水。 我认识的一个民企富豪,在福布斯榜上名列前茅的主,当初为了进入房地产业,曾经极力巴结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劳模后来的首都副市长,可惜不被待见,以致多年在这个产生最多富豪的行业里毫无建树。因为没有保护伞,甚至被人搞进局子。后来,他在一个乏人问津的行业里,吭哧吭哧搞出了大名堂,终于又大张旗鼓地进入房地产业,并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大赚特赚,现在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消灭一切不利于己的舆论,因此我相信,他一定跟魔鬼达成了交易。顺便说一句,人家现在是美国公民了。 理解中国商业种种吊诡的关键是什么?就是认识这种原力的黑暗面。为什么要多元化?银行是提款机,连锁是印钞机,房地产是苹果机,互联网是鼓风机……在权力掩护的明抢暗送下,用什么去管理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占有,然后转手高价卖给洋人;谈什么中国的公司治理?没有政府治理,一切公司治理都是扯淡;想MBO?看看仰融李经纬的下场,看看华晨健力宝的下场?还想什么国退民进?最坏的私有化和最横的国有化之间,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呢?如果没有,你该怎么办。我所认识的一位投行高管,如今摇身一变,变成XX产业基金的管理合伙人了,这个基金有着央企的背景,现在干的都是Pre-IPO和并购的买卖。 是什么造就了这种黑暗原力?是什么让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化成今天这样血淋淋的?如果我们再不加阻止,中国的商业恐怕将彻底沦为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商业。 百安居:巨人的利润陷阱 文/《商界评论》记者 白勇 百安居曾经是中国市场上最大的建材连锁超市,一度所向披靡,对中国传统建材市场造成巨大影响。曾有预测:假以时日,百安居将成长为统领中国建材市场的巨无霸。 这家隶属于世界500强英国翠丰集团的欧洲第一、世界第三大建材零售企业,1999年进入中国在上海开出了第一家门店,截至2008年底,百安居在中国26个城市开了67家大型建材超市。2004年,百安居突然爆发式增长,其销售额为上一年的10倍,甚至超过其他所有建材超市营业额的总和!2005年,销售额超过50亿元人民币,比前一年增长了78.5%,利润更是整整高出3倍。 百安居如洪水猛兽席卷而来,让本土建材市场胆战心惊。 然而,最离奇的事总是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发生。2007年6月,被拖欠了1600万元货款的上海雅迪尔橱柜忍无可忍,数十人冲击百安居上海总部,随后图腾宝佳、欧韵诺维、豪赛尔、宏耐地板等百安居供应商纷纷响应,并最终召开了供应商群起声讨百安居的新闻发布会。 ——此举引起了全行业震荡,百安居的神秘面纱由此揭开,至此人们才发现其经营毫无章法,管理极为混乱,危机愈演愈烈,大量供应商退出百安居,门店日益冷清。2008年底,人们愕然发现百安居在东北、北京、西安、重庆、珠海等多地大规模关店…… 为什么2006年、2007年以来,百安居在中国的业务会急速衰退?【全文 #p#副标题#e# 百思买:好模式的理想与现实 2011年2月,全球最大的家电零售商美国百思买(Best Buy)宣布,关闭在中国的所有9家门店。 百思买在中国征战五年最终失意退出,这一商业案例堪称中美两个不同商业文明形态相互冲突的缩影。两种来自不同商业环境的商业模式,2006年在上海碰撞在了一起,以中国之大,仿佛可以各安其所,但现实没有兼容,只有征服与被征服。 这两种商业模式,一是以“为顾客提供最大化的增值服务为核心价值”的百思买模式,一是以“为厂家提供最大化的产品销量为核心价值”的苏宁国美模式。两个成功的商业模式,背后都有符合当时当地特殊商业背景的深刻逻辑,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,所以百思买与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斗争了5年,始终水土不服,最终不得不偃旗息鼓。【全文 赫兹租车:被困“刁民”市场 有人说“现在中国的租车行业就像是十年前的互联网,刚刚起步又前景辉煌”,这一说法得到了战略咨询公司罗兰•贝格的研究论证,他认为到2014年,中国汽车租赁市场的车队规模将达到40万辆,年营业额则达到380亿元人民币。 现实比想象更疯狂。投资者早已经把租车业砸得天昏地暗了。2010年8月26日,一嗨租车得到了高盛为主投资的7000万美元。2011年9月15日,联想控股向神州租车注入12亿元人民币。即使小一点的地方租车公司,如浙江车友租赁也获得了来自日本三菱商事的首轮投资2000万美元,使得租车行业在2010年拿到的风投金额在服务行业中占据首位,成为除实体经济外风投最看好的行业。 然而风头正劲的这两家企业,外界在解读他们时,总会加上一个概念——“赫兹模式的中国改良版”。 那么谁是赫兹?赫兹模式又是什么?它为什么不来占领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? 事实上,赫兹并非不想占领中国这个大市场,而是早已垂涎三尺,三顾茅庐而不得罢了。 早在1994年,上海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就曾借用过赫兹品牌,可后来因效益不显著,品牌费用支出压力过大,“夭折”了。 接着是1998年,中汽安华开始与赫兹商谈合作事宜,1999年8月,中汽安华拿到了赫兹的品牌授权,也就是说,大名鼎鼎的赫兹租车在中国也有了字号。但是特许经营的授权直到2001年10月才正式签约,2002年1月29日,中汽安华集团经营的赫兹中国才正式开业,但此次合作仅仅维持了3年时间,2005年10月,双方即提前终止合同。 此后,赫兹中国仍在上海留有一个办事处,为新加坡亚太区总部直接投资,2009年在中国成立全资子公司,至今一直以一种与它身份不相称的方式低调地存在着。【全文 DHL:打不起的价格战 一个江湖里,闯荡了7年,最后还是没有闯荡出名堂来,尽管它有着赫赫威名。难道这个江湖不识英雄只认草莽?这是国际快递巨头DHL的困惑。 2011年7月2日,中外运敦豪将旗下的3家国内快递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友和道通实业有限公司。中外运敦豪是由外运发展、DHL(德国敦豪)各出资50%成立的合资公司。这意味着,四大国际快递之一DHL将暂时撤出经营了7年之久的中国国内快递业务。【全文 赢不了的eBay 这个故事很显然应该分成上下两节,易趣的失败和eBay的失败,但是归根到底,是eBay在中国注定失败的故事。 最初的故事 邵亦波1999年创办易趣网的时候,他的初衷就是做一个中国的eBay。这个逻辑,在互联网第一波热潮的时候非常流行,而进行这种尝试的,往往是那些喝过洋墨水的人。因为在国外学习、生活的经历,让他们有机会比当时更多的中国人更早地了解什么是互联网,看到这种新兴力量的巨大能量,以及在美国的成功先例。然后,利用自己在国外的人脉和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了解,拿到风险投资,回到中国这块亟待开发的热土,做一个中国的XX。这个XX包括雅虎、Google和亚马逊。当然,还有eBay。 开始的一切都很顺利。当年10月,易趣就拿到了一笔650万的风险投资,到了2000年1月,根据CNNIC“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”结果显示,易趣网得票数高居国内拍卖网站之首,易趣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拍卖网站。之后,易趣可以名正言顺地这样介绍自己:中国电子商务的旗舰网站。【全文 #p#副标题#e# 灿坤:败也同文同种 中国大陆,在台商眼中,又爱又恨。爱的是,中国内需市场深不可测;恨的是,多少台商却都在这片市场,铩羽而归。 2005年7月6日,对于60岁的灿坤创办人吴灿坤而言,是这一辈子最痛苦难熬的一天,壮士断腕,拱手把上海、福建32家灿坤3C连锁门市,卖给了大陆企业永乐电器,鲜黄招牌的灿坤门店易帜,全面退出中国大陆市场。【全文 直销:为何变得邪恶 什么样的商业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商业文化,当然也产生什么样的商业行为。任何模式栽种在中国商业这块不成熟的土壤中,生长出来的商业幼苗要么成不了大器,要么经过了变异。 直销即是最严重病变的一种模式,在国内,病变的结果是传销。但实际上,在国外,直销即被叫作传销,本意是“传播销售”,特别之处在于,其“市场倍增原理”相比传统经营模式而言,低风险但有高回报。 但在国内,“低风险高回报”被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无限放大了,被利用和绑架了,一些不法企业披着直销的外衣,卖的是毫无价值的产品,本质则是吃人逐利的邪恶与欺骗。最近引人注目的类似事件,一是广西来宾的传销活动东窗事发,被媒体掀了个底朝天;二是,一网民通过微博上传造假的“被断指”照片,向父母索要1万元传销亿万先生费。国内商业环境中多种复杂因素不断累积、挤压,让传销案愈演愈烈。 还有一件颇受关注的事情是,千家觊觎的第29块直销牌照,据传落入了山东水立方生物科技公司。直销牌照的消息之所以受到关注,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直销业内一种经久蔓延的浮躁和复杂情绪。事实上,最早进入中国的直销企业雅芳,眼下正在困境中左右为难。 那么,直销究竟是怎样一种商业模式?它在中国为何衍生出邪恶的一面来?【全文 皮肉接轨,还是骨骼神经接轨? 文/周仲庚,新加坡华点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多少外资离开了中国,而在于中国环境的本质。就像一个股票市场,永远有人进、有人出,并不足为奇,关键在于多数的进场客玩的是长期,还是短期。中国如果变成了世人眼中一座迟挖不如早挖、挖完了就没有了的金矿,中国在世界上的命运就定案了。 我想以一个愚蠢的问题开篇。 中国大,还是世界大?如果是世界大,世界比中国大多少?如果是中国大,中国比世界大多少? 这个幼稚问题,其实是中国的致命伤。每一个大型企业的掌门人,不论是民营的还是国有的,每当夜深人静时,内心都在和这个问题背后的恶魔斗争。 这个恶魔,调皮狞笑地告诉他们,如果世界比中国大很多,中国就应该连皮带骨地与国际接轨,但如果中国人相信中国终将比世界大,那么中国就应该仅以皮肉与世界相连,坚持体内骨骼神经与世界隔离,边做边看,以待汉唐盛世的再来。 这个恶魔口舌灵便,立论严谨,两套逻辑条条有理,弄得中国的精英分子左一步、右一步,一会摸着石头过河,一会离开石头,勇迈急流。 在一穷二白的时代,不管我们听从恶魔的哪一套教诲,结果都是好的;起点低,只要实干,怎么做都会增长,不论往左往右,都有回头路。然后,十字路口终将到来。 是机会市场还是价值市场? 我个人的看法,经过了30余年,十字路口已经到来,就在百米之外。 我们最近看到的外资撤退现象,只不过是提示前有十字路口的交通标识之一,若仔细环顾,路边还有许多其他提示标识,例如,亿万先生的海外收购成功后的失利,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会计诚信集体遭质疑,等等。不仅如此,路旁还有许多中国人自己设立的标识,例如多数企业主都已经取得第二国护照,或钱在海外、债留中国的现象。 与世界皮肉相连,中国已经做得很好。30余年来的GDP成长,城市中的富余时尚,引入的技术设备,乃至山寨精神的成功,都是皮肉相连的成果。然而,十字路口前一百米的中国,即将被迫做出战略抉择:单凭皮肉接轨,是否能够继续支撑中国经济?若进行神经和骨骼接轨,关键节点在哪? 经过了30余年的皮肉接轨经验,当前世界对中国的看法,可以粗略区分为两块:一块来自经济比中国先进的国家,一块来自经济比中国落后的国家。前一块看到的中国大致如下:国家资本操控市场经济,貌合神离的公司治理,无处不在的会计虚假,支离破碎的物流系统,看价不看值的消费者,无空不钻、无利不逐的创业家,始终摆脱不了套养杀概念的企业伙伴,公权私用的各级官员,价值观飘忽的员工。 后一块看到的中国则是魄力十足、有效集中权力办大事的政府,5+2、白加黑、不知日夜拼命赚钱的人民,抗拒西方经济侵略的民族精神,抱团竞争的移民,讲究现实的外交政策,经济援助的来源者。 这也许不是一幅美丽的景象,但基本上如此。国际外资企业,不论是还留在中国的、已经撤离中国的、打算进军中国的,其中国策略,都会将上述图像考虑在内。 #p#副标题#e# 这样态势就很明白了。其实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多少外资离开了中国,留在中国或打算进入中国,而在于中国环境的本质。就像一个股票市场,永远有人进、有人出,并不足为奇,关键在于多数的进场客玩的是长期,还是短期。如果长期的价值型投资者纷纷离开一个市场,而短期投机客纷纷进场,这个市场就是一个机会市场,而不是价值市场。 最近,缩减或离开中国市场的是DHL、Best Buy(百思买)、Google等公司,它们是长期价值投资者,还是一贯的机会主义者? 最近,国际的PE(私募基金)纷纷钻入中国,寻找可以瞬间打包上市的中国公司,请问,它们是长期价值投资者,还是一贯的机会主义者? 这不明白了吗?即使每一块钱的长期价值者退出,被三块钱的投机资本取代,整体还是一个竭泽而渔、杀鸡取卵的态势。 中国所面临的最可怕情况就是,世界不再认为中国具备长期投资的价值,却充满了短期获利的机会。中国如果变成了世人眼中一座迟挖不如早挖、挖完了就没有了的金矿,中国在世界上的命运就定案了。 制度改革与灵魂改造 假设,十字路口前一百米的中国,选择了开放骨骼及神经与世界接轨的路径,应该怎么做呢?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,即使写下一整本书,都未必能尽其详。经济学者可以由中国政府对待外资的政策面进行分析,政法学者可由法律平台加以论述,管理专家可以谈中国的物流体系,社会学者可以分析亿万先生家及消费者的文化心理,时论家可以分析各种案例,历史学家可以申论中国民族主义对世界接轨的影响。然而,十字路口就在一百米外,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好整以暇地剥茧抽丝。 我们必须排开枝节,直探本质。惟有如此,十字路口的我们才能做出抉择。 本质,其实就是一个耳熟能详、老掉牙的题目:体制。 行文至此,容许我咬文嚼字一番。“体制”这个词,中国人以外的世人很难理解。它不是单纯的“制度”,如果是单纯的制度,改制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,正如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、企业已经经历了大幅度的改制,并且颇为成功。然而,“改制”的成功,并未消弭人们对“体制”的质疑。 “体制”的灵魂是一种凝固了的价值观,说它是“灵魂”,乃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附身本领,即使“改制”了,体制的灵魂依然可以轻易地附身于新制度。 因此,体制改革不等同于制度改革,它超乎制度章程改革,而属于一种灵魂的改造。 那么,如果要为中国现行体制的灵魂取个名字,它应该叫做什么呢? 我为它取了一个名字,叫做“权本主义“,而被此灵魂附身的人士,可称之为“权本家”。 30年来,全世界的学者,包括中国的学者,都在为“中国是否落入了资本主义”这个问题进行辩论,喋喋不休,毫无定论。其实,这是一个未区分皮肉层次和骨骼神经层次的提问方式。若加以区分,我们可发现,其实正反双方都是对的:在皮肉层次上,中国已经落入了资本主义,而在底层的骨骼及神经上,中国千年来的远古灵魂依然主宰,那是一个以权为本,而非以钱为本的灵魂。 这种灵肉分裂却又浑然一体的境界,外人难以体会,但在中国的阴阳辩证思维习惯下,它是那么的自然;清朝末年张之洞的一句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道出了其精髓。 从思想史的观点看,“资本”和“权力”这两件东西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它们都具备了以下的特质:可货币化的、可交易的、有借用利息的、可集中的、可符号化流通的、可证券的(如职称、官职、身份、称号、批文等证书权力)。换句话说,在中国几千年的权本经验传统下,几乎可以“镜像”地接泊资本主义的各种机制,只要把“权力”视为“资本”来套入公式操作,即可无缝对接西方资本主义两百年来的精华机制,例如权力买卖、权力招标、权力汇差、权力储存、权力期货、权力证券化、权力遗产化、权力对冲、境内外权力合资等今天已经吞噬中国的现象。 这说明了为何中国可以如此快的速度接受各种貌似但“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”的机制;这也同时预测了中国经济最大风险所在:传统的权本技能一下子得到了两百年资本主义功力的“开光加持”,“权本”恐怕要变本加厉了。 在权本主义的灵魂之下,权本家就是把手中权力的运用效率发挥到极致的专家。权本家和资本家不一样,资本家的效率完全用金钱来衡量,权本家的效率在于用权及保权,产出物有的时候是金钱,有的时候是权力交换后的非金钱好处。当然,这些非金钱好处中的一部分,日后会通过“递延效应”转化为金钱。 在分析、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,人们必须问“钱在谁的手里”,那么,在权本主义下,人们必须问“权在谁的手里”。资本主义经济体制,关注的是三大资源 “人、财、物”的分配,而在权本主义经济体制中,关注的是权力资源的分配,人财物不过是权力的属性。 外人想要了解中国的体制,包括经济体制,如果对权力的分配原则、权力的交换公式、权力的估值方式不明白,结果只能闹笑话,乃至黯然神伤。 十字路口的选择 国际正规大型企业在中国受挫,固然不乏其自身经营技能的问题,然而大多数源起“水土不服”,而水土不服的根源就出自不习惯或不接受体制内无所不在的“权本灵魂”。政府单位、合作伙伴、第三方服务、员工、客户的种种权本作为,处处与其经营习惯抵触,导致了财务脱序、成本难核、渠道碎裂、物流不畅、价格摇摆。 然而,浑水正好摸鱼。权本的文化,恰恰就是另一类外资的天堂。它们精于本土化,充分理解“权本”与“资本”之间的辩证互换性,两条腿走路,左右逢源。 如果以绝对金额来看,说“外资撤离中国”并不公平,若仅看统计数字而不分析其性质,搞不好进入中国的外资还在节节上升呢。 回到开篇时的愚蠢问题:中国大,还是世界大?如果中国大过世界,那么就让我们继续老体制的灵魂,极尽皮肉接轨之能事,静待汉唐盛世再一次到来。但如果世界大过中国,那就让我们开始考虑改造灵魂,容许骨骼神经与世界接轨。 十字路口百米外的中国,你将选择哪条路? [编辑 代永华] E-mail:dyh@chinacbr.com 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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