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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人在俄罗斯:“他们死也死在俄罗斯上了”

熊乙 3个月前 0 商界 摘要:2008年金融危机、卢布崩盘,温州人都挺过来了,但2009年俄罗斯政府一声令下,要关闭切尔基佐沃大市场,这一次,温州人没有熬过去。
2008年金融危机、卢布崩盘,温州人都挺过来了,但2009年俄罗斯政府一声令下,要关闭切尔基佐沃大市场,这一次,温州人没有熬过去。 黄金时代 “中国多烂的东西在俄罗斯都很好卖” 从日坛公园西门出来,隔街正对面有一条500米的小街,如果上世纪90年代从这条街走过,一定满耳尽是叫卖声,满目尽是小摊贩。这条街就是雅宝路,因地处使馆区,俄罗斯人往来便利,一大批中国商人聚集此地,前来倒货的俄罗斯人更是络绎不绝。 雅宝路示意图 1995年夏天,刚从部队退役的王惠明踏进了雅宝路。已经31岁的他放弃了直接进入机关当公务员的机会,毅然决定下海,就是看准了中俄贸易的巨大潜力。 王惠明刚进入部队时,俄罗斯还没有独立,中苏边境线虽长达7600公里,但两国贸易始终不愠不火,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。叶利钦吸取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,上任伊始就重用倡导“休克疗法”的盖达尔,在俄罗斯掀起了一场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,俄罗斯经济因此经历了“十年阵痛”。据资料统计,90年代俄罗斯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/10和中国的1/5,国内生产减少,民生凋敝。 叶利钦(左)和盖达尔(右) 反观中国,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步入了新阶段,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较1978年都有了质的飞跃。俄罗斯因轻工业产品贫乏而形成的市场缺口,被“中国制造”轻而易举地占据了,俄罗斯华商也因此迎来了贸易的“黄金时代”。 一位曾在俄罗斯企业工作过的中国员工说,“当时俄罗斯什么都没有,什么东西都要从中国买,中国多烂的东西在俄罗斯都很好卖。” 雅宝路是这个“黄金时代”的最佳见证者。根据《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》提供的数据,2001年时雅宝路有约3000个摊位,长期经营者月成交额平均在50万至150万元之间,2000年雅宝路成交总额达50亿美金,成为中国最大的民间涉外批发交易市场。王惠明在雅宝路卖了三个月衣服,亲眼目睹过那里的商人是如何发家致富的。 雅宝路附近采购完服装的2名俄罗斯商人 为了积累资本,王惠明96年回到了家乡常熟,进了一家外贸企业做海外销售代表。与此同时,另外一位中国商人刘巍在莫斯科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。 1999年,刘巍接到了一个东北做鞋的朋友电话,让他去火车站接两个从温州来莫斯科考察的客人。那时,在莫斯科做生意的温州人并不多,他们的鞋主要是销往新疆,一经打探后却发现新疆的鞋都卖去了俄罗斯,所以特意走这一趟。 第一次莫斯科之行并没有让温州人断定俄罗斯市场的前景,抱着尝试与合作的想法,他们向刘巍提出了邀请:我供货,你来卖。事实上,直到刘巍一个月后接到运输公司要他去提货的电话,他都没敢把温州人的话当真。 拖着温州发来的8000多双鞋,刘巍来到了莫斯科著名的切尔基佐沃大市场。切尔基佐沃华商云集,因地处伊兹马依络沃地区,与“一只蚂蚁”谐音,所以华商又喜欢把它称为“一只蚂蚁”市场。刘巍租了一个仓库后就开始卸货,“这边还在卸的时候,那边买货的就已经排起长队了。”两手从中间划开,刘巍试图用手势比划出队伍的长度。 繁忙的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市场,许多中国商人聚集此地 第一次做鞋的生意,刘巍没有什么经验,给成本5美元的皮鞋定下10美元的价格后,刘巍的内心有些忐忑。但出乎意料的是,队伍的长度并没有因为他卖10美元而缩短。刘巍笑着说:“卖10美金他们排队,卖15美金他们还排队,就一直在排队,很快这一个货柜就卖没了。” 初尝甜头之后,刘巍与温州商人合伙成立了外贸公司,第一站就设在温州,业务扩大后在成都、广州也设了点。很快,这个消息就在温州传开了,温州商人见俄罗斯市场有利可图,纷纷决定进军莫斯科。“70、80%的温州商人都是通过我介绍来(莫斯科)的。”刘巍说。 雅宝路火了,温州人也奔向俄罗斯了,但没想到的是,金融危机爆发了,金融制裁也紧跟着来了。
风雨欲来 “一箱子钱昨天还值10万,今天就只值1万了”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,俄罗斯难以幸免。一方面,“休克疗法”的副作用持续发酵,另一方面,政治混乱,政府财政赤字高企,国内经济举步维艰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俄罗斯宣布上调卢布兑美元汇率的浮动上限,将卢布汇率贬值50%,还延期90天偿还到期外债,致使政府信用彻底崩塌。 1999年3月,俄罗斯,换汇点前的汇率牌 王惠明至今还记得危机发生时的情景。作为公司派驻罗马尼亚的开发人员,王惠明在1996年接触了一个越南来的大客户,每笔订单都是10个、20个货柜,出手很大方。 1997年危机发生后,卢布大幅贬值,原本卖60卢布的衣服要花300卢布才能买到,货卖不出去,越南人根本没有钱去港口赎单。工厂不相信越南人能还上余款,迟迟不肯把提货单给他,双方僵持不下,货物就这样在港口堆了三个月。根据规定,港口有权利拍卖存放超过三个月的货物。“最后货都被拍卖了,工厂拿不到,客人也拿不到,大家都损失很惨。”王惠明叹了口气说。 危机后,王惠明再也没有见过那位越南客人,听人说,他破产了,头发也一夜之间全白了。 经历了十年蛰伏,王惠明终于在2005年创办了自己的企业——江苏星好月圆家纺有限公司。让他没想到的是,历史在三年后重演,金融危机再度爆发,油价半年内从140美元跌到35美元,给了经济重度依赖石油的俄罗斯致命一击,卢布惨遭腰斩。 不过,这一次王惠明学乖了,乌克兰客户拿不出钱去港口提货时,他宁可让客户欠一半,宁可按折扣价卖掉,也不愿货物搁置在港口被拍卖。“我相信客户,我把这个货先给他,他卖了以后再给我钱,避免98年越南客户那种情况,最终大家都没有(拿到货)。”说这话时,王惠明表情无奈却坚定,依稀可见10年前对客户的那份信任。 2017年8月29日,莫斯科,王惠明(右三)带领员工去俄罗斯参加展会,恰逢七夕于是组织员工聚餐 和王惠明不一样,刘巍把所有钱都拿去买了车。他觉得那个时候钱就是废纸,一箱子钱昨天还值10万,今天就只值1万了,先把车留下,等卢布稳定以后,车子还能升值。现在,这十辆货车还在刘巍的运输公司里跑着。 如果金融危机是“天灾”,那2014年卢布崩盘则算得上是半个“人祸”了。2014年2月,俄罗斯出兵占领克里米亚半岛,并由此引发了乌克兰战争,7月欧美宣布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,制裁措施从冻结资产到限制融资和经营,波及范围甚广。再加上国际油价再度暴跌,卢布遭遇双重夹击,一度从1:30跌到1:80。 关于欧美的金融制裁,王惠明有过一次有趣的经历。有段时间,很多客户给他汇款都没办法收到,他去银行查了后才知道钱卡在了美国的中间行,彼时正值欧美对俄金融制裁,涉及俄罗斯的汇款经常都要检查,“我公司的名字和一家广东企业的名字重合了,那家企业可能是制裁名单上的,所以把我的钱卡住了。” 不管是金融制裁,还是军事战争,在王惠明看来都没有汇率贬值的打击来得凶猛。纵观俄罗斯独立以来华商遭遇的危机,卢布贬值都难辞其咎。
梦断莫斯科 “温州人主要靠俄罗斯,但死也死在俄罗斯上了” 即使卢布崩盘,仍然有一些华商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顽强地存活下来,就像王惠明和刘巍一样。但有一些事,却是所有人都逃不过的。 2006年11月,俄罗斯政府颁布了第683号政令,禁止外国公民在俄罗斯从事商品零售贸易。2008年9月,俄罗斯对“灰色清关”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打击,查封了阿斯泰市场中华商的大量货物,价值大约在21亿美元。2009年6月,俄罗斯下令关闭切尔基佐沃大市场,并宣布销毁在阿斯泰市场查获的21亿美元中国走私商品。 2010年1月28日,莫斯科,工作人员对从切尔基佐沃大市场查抄的货物进行清理和销毁,这些货物总重达10万吨 据资料统计,最多的时候有超过10万人在切尔基佐沃大市场工作,其中约6万人都是中国公民。货物被押、店铺被封、钱款被收,无数中国商人因此倾家荡产。虽然俄方在7月同意解禁在切尔基佐沃被封的货物,但华商的境况并没有因此改善。 为了尽快套现,华商把货物拉到莫斯科其他市场以白菜价抛售,其中以柳布林诺区的“莫斯科商场”最为集中。高租金、黑社会、居民抵制……又恰逢俄罗斯城市杜马选举,莫斯科政府为了安抚民心,直接宣布“莫斯科商场”禁止批发贸易。华商唯一的路又被堵死了。 切尔基佐沃的关闭,也成为了压死温州商人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。市场关闭后,温州人失去了几乎所有订单,工厂无法存活,接连倒闭。“温州人主要是靠俄罗斯,但死也死在俄罗斯上了。”刘巍摆了摆手,回忆起当年不免有些心酸。在他的记忆里,2008年金融危机,温州人没有倒下,但2009年大市场关闭,温州人却全部倒下了。 2009年7月12日,莫斯科,两名中国工人坐在切尔基佐夫市场被封锁的大门前 2009年7月12日,莫斯科,切尔基佐夫市场关闭导致众多原先在市场里工作的移民工人失业
“关”山难越 “两三年就倒一批,运气好的三年出事,倒霉的半年就出事” 从683政令到阿斯泰市场,从切尔基佐沃到“莫斯科商场”,俄罗斯肃清“灰关”、整治商贸乱象的决心可见一斑。 事实上,自雅宝路时代开始,“灰色清关”就是俄罗斯华商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,他们一边享受着“灰关”带来的成本优势,一边抱怨着“灰关”的巨大风险。 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国内物品短缺,为了鼓励进口,海关默许了“清关公司”的存在。“清关公司”主要为货主代办进口业务,往往承包了清关和运输两项服务。一般而言,它们会买通海关官员,虚报进口产品价格或者种类,以达到避税、逃税的目的。 通过“灰色清关”这种方式,俄罗斯“倒爷”在雅宝路大发其财,温州商人把鞋子卖遍了俄罗斯大地。据统计,阿斯泰市场约60%-70%的货物都是通过“灰关”进入俄罗斯,而这里面又以华商的货物最多。 2005年3月23日,莫斯科,莫斯科最大中国鞋城,这里不仅有来自中国温州的商人,还有中国各地鞋商 李蓉(化名)1994年毕业后就去了俄罗斯一家做“灰关”的运输企业工作,那时候这样的公司很火热。据她回忆,2008年以前,俄罗斯基本上都是“灰关”,华人都爱走“灰关”,因为成本低,不过风险也大,货物被罚没的事情时有发生。 一旦货物被罚没,再想补缴关税就难了。这时候清关公司一般有两种做法,一是赔偿客户的损失,这样可以继续经营,但绝大多数清关公司都无力承担如此巨额的损失,所以他们通常都会选择第二种:关门、跑路。 2005年,李蓉曾工作过的那家俄罗斯企业倒闭了,老板也逃去了南美、菲律宾和泰国,直到16年才回俄罗斯。当记者问及为何要逃亡时,李蓉显得有些激动:“你把客人的货都弄丢了,你要不要赔啊?你不赔,客人要不要追杀你啊?” 对李蓉来说,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再也不想过了,所以2003年创办了自己的运输公司,主做“白关”。在李蓉的记忆里,只要是做灰关的清关公司,全部都倒闭了,无论是走东方港还是走彼得堡,走海参崴还是走莫斯科。“两三年就倒一批,运气好的三年出事,倒霉的半年就出事。”她说。 2017年7月,符拉迪沃斯托克(又名海参崴),李蓉俄方伙伴的货柜正在港口海关监管区 李蓉口中两年一次的“大清洗”,王惠明也十分熟悉。前段时间,他的一位客户运往圣彼得堡的货物被罚,原因就是圣彼得堡换了一个海关关长,新关长上任后把前任关长的一切都推翻了。王惠明皱了皱眉道:“每个地方都有利益集团,新关长来了以后,你就得靠边站。” 为了遏制“灰关”、鼓励“白关”,俄罗斯采取过大量措施。2009年切尔基佐沃事件后,普京访华并与中方签订了《关于规范通关监管秩序的合作备忘录》,正式开启两国海关合作正规化的时代。2012年8月,俄罗斯正式加入WTO,清关程序逐步与国际接轨,渐趋规范化。 但“关”山难越,“灰色清关”仍是百足之虫,死而不僵。华商在俄罗斯仍然需要面临成本竞争的压力,为了存活,许多华商不得不铤而走险。“我们也想正规,但(现实环境)根本就不容许我们正规啊,”王惠明诉苦道。 对他而言,“灰色清关”只要多存在一天,这刀刃上的生意就得多做一天。
落地无望 “除非像马云这样可以去砸钱的,砸钱能有一定市场” 在莫斯科西北方三百多公里处,有一个伊凡诺沃小镇,是俄罗斯著名的“纺织城”,王惠明60%的客户都集中在这里,大大小小五六十家。每天,载满面料的货车都会从王惠明常熟的工厂出发,在上海装箱,经台湾海峡、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,跨越红海、地中海、大西洋、波罗的海到达圣彼得堡,再转陆运到伊凡诺沃。全程50天左右,如果遇到货物被查,时间可能花得更久。 2005年9月9日,伊凡诺沃,一家纺纱厂员工正在工作。王惠明说,伊凡诺沃相当于中国柯桥,后者是中国著名的“轻纺城” 时间、运费、关税、灰关……这种国内生产运往俄罗斯的方式看起来困难重重,成本也十分高昂。但即使这样,华商也极少选择在俄罗斯建厂,因为相比于前者,后者的难度要大许多,且都难以改变。 2001年,刘巍曾尝试过在俄罗斯本土生产。一开始只是和俄罗斯当地一家做意大利鞋的工厂合作,后来干脆买了下来,没想到刚买就出问题了。俄罗斯人力成本太高,中国人均月薪才200美元,俄罗斯却要600美元。俄罗斯人也不像中国人一样勤奋,“到点下班”对他们来说是常态。“(他们)多一秒都不带给你干的,这还做着呢,一看到点了,就走掉了。”刘巍苦笑道。 虽然国家经济几经挫折,但俄罗斯对本国员工的福利待遇始终不差。根据《俄罗斯劳动法典》,俄罗斯人每年享有28天带薪假期,俄罗斯妇女一生可享受四年半的半薪产假。除此之外,企业不可以随便开除员工,“如果协商不同意,有专门的机构来找你麻烦,直到你按照员工的意思做完赔偿。”作为烽火科技俄罗斯办事处的负责人,张彦伟对此深有感触,烽火科技2004年就开始布局俄罗斯通信市场,到现在仍没有落地建厂的计划。 2017年8月,烽火科技在俄罗斯的子公司正式运营 在他看来,俄罗斯本土保护意识比较强,建厂和经营都有一些困难。如果行业跟本国企业重合的话,俄罗斯政府倾向于保护“本国制造”,“他们可能直接排斥国外厂商参标,或者是设置一些高门槛”;即使没有和本国企业重合,也会“要求你中了标之后在本国生产。” 俄罗斯的“本土保护”并没有因为烽火科技是国资企业而改变。张彦伟说,海外没有私企、国企的区别,主要是看你做得是不是足够大,品牌树立得是不是足够响,这时候政府才能做锦上添花的事情,“不能什么事都靠政府,自己要是不行的话,政府能把你推到哪里去?” 对于时下热门的电商行业来说,情况也并没有好多少。几年前,刘巍想在俄罗斯做一个电商平台,把卖鞋的生意做到网上去。但俄罗斯海关却突然建议将免税标准从1000欧元降到22欧元,变相地阻止国外企业进入电商行业,刘巍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。 也有中国电商在俄罗斯做得不错,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,2010年进入俄罗斯市场,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电商平台。刘巍说:“除非像马云这样可以去砸钱的,砸钱能有一定市场。” 2015年6月19日,圣彼得堡,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俄罗斯的保护主义由来已久。根据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,自2008年11月至2015年10月,俄罗斯共计实施478项反倾销或反垄断措施,仅次于印度(504项),比第三名的美国多了101项。2016年,俄罗斯还推出了一系列鼓励“本国制造”的措施,对当地制造商进行补贴和税收优惠。正因为此,俄罗斯一度被人称为“保护主义最强的国家”。 2012年7月10日,俄罗斯国家杜马审议通过了俄罗斯入世议定书。年底,普京表示入世后短时间内难见成效,将保护本土企业 除了政策方面的压力,华商往往还需要面临来自同胞的恶性竞争。华商之间为了抢夺项目,占据市场,往往会打起“价格战”。这种方式虽“杀敌一千,自损八百”,但仍然被经常使用。张彦伟竞标机柜项目时,因为价格竞争太激烈导致亏损严重,最后不得不放弃了竞标。 张彦伟说,中国厂商之间的竞争非常恶劣,一个东西本来卖五毛钱,几个中国厂商进来后把价格打到一毛钱,最后发现大家都在亏损,受益的反而是俄罗斯人。“(我们)不团结,不抱团。”他说。
俄罗斯不是家 “我们中国人聚集多了,他就来人给你搅和,全给你打散” 纽约、伦敦、巴黎……甚至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圣保罗、印度加尔各答、南非约翰内斯堡都有唐人街,唯独俄罗斯例外。“俄罗斯不允许华人聚居在一起,我们中国人聚集多了,他就来人给你搅和,全给你打散。”刘巍说。 2013年1月17日,美国纽约唐人街,第14届春节游行举行,华人齐聚共庆中国农历蛇年的到来 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斯基曾多次表示,绝不允许类似“中国城”那样的中国移民聚居区在俄罗斯出现。根据研究机构的报告,俄罗斯有5万至10万中国人,其中半数都在莫斯科,此前关闭的切尔基佐沃市场就曾是华人的集中地。一名保安表示,“如果这里出现了一个‘小中国城’,商人们就会在这里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,管理层无法加以疏导。我们(安保人员)甚至没办法自由地出入。” 战斗民族的安全意识深入骨髓,莫斯科的管理者担忧单一民族聚居会形成城市“孤岛”,导致管理困难,城市分裂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华人往往分散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,自成一体,却又遥遥相望。 李蓉2005年就在莫斯科买了房,4000平方米的别墅只花了100万美元,只是位置有些偏远,在莫斯科大环外十公里。“这相当于北京五环,不堵车到市中心只要20分钟。”李蓉说着还翻出了房子的照片。茂密的树林间,隐约可见一栋白墙青瓦的建筑,冬天,大雪铺满整个庭院,秋天,银杏盖住门口的泥路,俨然一副世外桃源。 李蓉在莫斯科大环外的住所,冬天,大雪铺满了整个庭院 但对李蓉来说,这样的世外桃源却并不是家,她每年过去两三次,每次只呆一个星期,这栋房子更多的时候是她在俄罗斯办公室的员工在用。王惠明则根本没有打算在俄罗斯买房,也许是军人出身,王惠明对祖国总是多一种情感,“很喜欢那里,但和家的感觉不一样。” 刘巍说,俄罗斯不像美国和澳大利亚,它不是一个移民国家,华人在当地买房子的很少。2012年左右,碧桂园曾来俄罗斯考察过房地产市场,就是刘巍负责接待的,他们想卖房子给当地华人,但考察后觉得市场不成熟,所以又撤走了。 对刘巍来说,家是沈阳,不是21岁的他扛着行李箱就只身敢闯的城市;对王惠明来说,家是常熟,不是31岁的他放弃铁饭碗就毅然下海的国家;对李蓉来说,家是上海,不是22岁的她走出校园后就一心奔赴的彼岸;对张彦伟来说,家是武汉,不是30岁的他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番的国度。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,却汇集于莫斯科,这座城市给予他们财富,也带给他们泪水。他们的故事只是中国万千在俄华商的缩影,他们在这里奋斗,在这里挣扎,也在这里成功。 此处不是家,此处却有情。正如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所说:“一切都是瞬息,一切都将会过去;而那过去了的,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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